二舅

我小时候在姥姥家住过一年。姥姥的村子很大，大队部就设在村子中心。不像我的村子，很小，要跟四五个村共用一个大队部，设在四五里地外的空旷地带上。

我有四个舅舅。大舅年轻时是赤脚医生，在大队部的卫生室上班，不用下地，照样拿工分。那时候有部电影叫《红雨》，歌颂一位赤脚医生，男主角身着白衬衫，背着带红十字的药箱。那就是我大舅的样子，我因此得意了很久。大舅长得帅，爱照相，墙上玻璃相框里挂着许多他的照片。那时候没有彩色照片，他自己把黑白照片涂成彩色，可见是个极爱美的人。后来卫生室散了，他在家里开了几年药铺。木头柜台擦得发亮，上头摆着许多玻璃瓶，瓶里的药片红的白的黄的，整整齐齐码着。再后来药铺也没了，他也只得种地，搞大棚种蔬菜。我跟大舅年岁差得多，拿他当真正的长辈看。记忆中他身上总飘着碘酒味，薄薄的，多年不散。

二舅比我大五岁，三舅大我两岁。因为年龄相近，我们三个天天在一起，我跟他们没大没小，像同龄的玩伴。农村的孩子跟大人一样，有干不完的农活。那时家里的猪和羊，全靠孩子们放学后割草来喂。放学回家第一件事，书包往墙上一甩，背起草筐就出门。二舅认识每一种草，哪些猪爱吃，哪些羊爱吃，门儿清。他指哪我割哪，从不割错。笔直的田埂上，三舅跟着二舅，我跟着三舅，奔跑跳跃，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。那些影子是多么地快乐。

割完草回来，我们要去推磨。姥姥家开着豆腐坊，我们小孩子也参与其中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儿。我们负责用那盘大石磨把干豆子碾碎，以便泡软了磨成豆浆。那盘石磨安在室外，很大，一根长长的木棍做推杆，经年使用，磨得油亮。我和二舅三舅并排站在推杆上，二舅挨着石磨，负责把豆子一勺一勺喂进石磨的洞里，他一声令下，我和三舅拼命地推，石磨便呼呼地转动起来，一圈一圈，从傍晚推到天擦黑。晚霞映在天上，那时的农村虽然贫穷，印象中却很美。

掌灯了，我们换到室内去“逛”磨子——那是我们的土话，不知道“逛”字该怎么写。这盘石磨架在一口大锅上，负责把泡了一天一夜的碎豆子磨成豆浆，石磨上头有木制的连杆装置，推杆来回做直线运动，带动石磨转。二舅依然掌管技术要求最高的环节——往磨眼里加料。我和三舅是动力，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豆浆要磨两遍才够细。

刚磨好的生豆浆上头浮着一层泡沫，二舅用烧滚的猪油浇上去，泡沫便嗤嗤地消了。我想，这是姥爷豆腐好吃的诀窍之一。姥爷做的是浆水豆腐，不用石膏，全靠一种自然发酵的引子来点。前几年，有人把这种工艺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。世道在变，本来随处可见的手艺，如今要靠“遗产”二字来护着了。

吃过晚饭，我们还要把磨好的豆浆过滤到锅里，才能去睡觉。接下来的豆腐坊由姥爷接管。他半夜烧火，熬好豆浆，点成豆腐。我们起床后就能喝到滚烫的豆浆，吃到刚点好的嫩豆腐。我们去上学，姥爷便推着独轮车，敲着木头梆子，沿街叫卖豆腐。

那时候二舅才十三四岁，已经能分担很多农活和家务了。

所有的农活里头，我最爱跟他们去采桑叶。姥姥养蚕。蚕养在簸箩里，白花花一片，蠕蠕地动。我怕那些白虫子，不敢靠近。但采桑叶我爱去。桑树种在河对岸。那是一条细河，旱季水浅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，我们小孩子一蹦就过去了。雨季涨了水，便脱了衣服举在头顶游过去。一只手划水，另一只手把衣服举出水面，衣服不会湿。采完桑叶不急着回家。把筐和衣服搁在岸边，再跳回水里玩一阵。河水清澈见底，二舅会憋一口气扎进水底，两手在石头缝里摸索。摸上来时，手里攥着一条鱼，尾巴还在甩。运气好了，能摸上三四条，晚饭便有鱼汤，汤是白的，撒一把葱花，热气腾腾，是农村难得的一顿牙祭。回来的路上，有时能摘到香瓜或野果，就站在田埂上吃了。那点甜，现在还记得。

二舅手巧。

我们那里不长竹子。他用枯了的向日葵秆做玩具。秆晒干之后，芯子软得像泡沫，细木棍一捅就出来了，留下一截光洁的空管。用这个能做滋水枪，钻几个眼还能吹出调子，不成曲，却很好玩儿。他还会用废自行车链条做火柴枪，装上火药，扳机一扣，“啪”地一响，白烟散开，硫磺味很冲。

我和三舅崇拜他。他走到哪，我们跟到哪。他做得最好的，是陀螺。儿时冬天的冰面上，一个孩子最得意的事，是陀螺比别人的大，转得比别人快、比别人稳。削陀螺要选老枣木或槐木，要沉，要硬。二舅先把木头锯成一截，掂一掂，才蹲到地上动镰刀。镰刀磨得亮，一刀下去，木屑一卷一卷落下来，淡黄色的，带着木头清苦的气息。他削出一个浑圆的脑袋，手摸一摸，再修几刀，再摸，底部削尖，用烧红的铁条烫一个小窝，青烟丝丝起来，木头的焦香混着铁气，直往鼻子里钻。最后嵌一粒钢珠进去。钢珠从废轴承上敲下来，亮晶晶的，嵌在木头里，像一颗冷静的小眼睛。冬天池塘结冰。我们把陀螺带到冰上。鞭子用旧布条编，抽起来又韧又响。陀螺在冰上转，钢珠擦着冰面，细细的，颤颤的，像一只小虫子在远处草窠里叫，要凝神才听得见。你不停地抽，它就不停地转。转到后来看不出颜色，只剩一个灰白的影子，稳稳当当立在冰上，像是从冰里长出来的。我的陀螺最大，最沉，转得最久。往冰上一摆，别人的都矮半截。一鞭子抽下去，它站起来，越转越快。别人的都歪倒了，它还在转。那种得意，是实实在在的。五十年以后，我闭上眼睛还能看见那个灰白的影子在冰上转。

二舅先长大。

他初中毕业那年，赶上村里招民兵，报了名，隔三差五有训练。他时常带回来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，是真家伙。我趁他不注意，偷偷摸过去。枪身比我想的要沉，木头枪托摸上去是温的，金属的部分凉津津的，有铁和油混在一起的气味。我试着拉开枪栓，枪栓很沉，我力气不够，便把枪立在地上，枪托抵着地，两只手握住拉柄往下压。“咔嗒”一声，枪栓拉开了，复进簧绷着。我扣动扳机，“啪”地一记空响，击针撞上去，那声音清亮，干脆。我爱上了那个声音，一遍一遍地拉枪栓、扣扳机。二舅回来了，脸色一变，三步并两步走过来，把枪从我手里接过去，皱着眉说：“别瞎摆弄，弄坏了怎么办。”他翻来覆去检查，手指摸过枪身每一处棱角，像抚摸一件珍重的东西。那支枪被他擦得油亮，枪膛里没有一丝锈迹。那季民兵训练，他射击比赛得了第一名，奖状用枣树的长刺钉在土坯墙上，挂了好久。

民兵训练结束，他被派去农场开了一阵拖拉机，他上手很快，做得有模有样。可惜没多久，农村包产到户，地分了，农场也散了。那时候农村年轻人只有种地这一条出路，他不甘心，在村里转悠了一阵，后来拜了本村一个老木匠为师，学木工。作了三年学徒，出师后去了东北，到了吉林四平，靠一把刨子一把锯，在那里站住了脚，娶了妻，有了孩子。

我也去了重庆上大学。从那以后，跟二舅见面便少了。

二舅是个手艺人，没大富大贵，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。我想像中，他的生活伴随着刨花和木屑的气味，应该跟小时候削陀螺时是一样的——只是那时候削出来的是孩子的欢喜，后来刨出的是房梁和屋椽，是别人家过日子的骨架，更是自己一家三口的衣食保障。

日子过得快。转眼间他的儿子上完学，在北京有了工作。那会儿我也住在北京，非常高兴地接待了刚进京的表弟，请他吃了北京烤鸭。表弟能干，不消几年便在北京立住了脚。

都往好处走了。

他却在五十二岁那年，心梗发作，人忽然没了。（五十二好像是我家族的一个魔咒，我爷爷也是在五十二岁那年投井自杀了。我在回忆奶奶的文章里面有提及。）

如今他走了几年了。我时常想起他。回忆我跟他度过的许多快乐的时日。我想念他，想念石磨，想念采桑，想念那个陀螺——那是他给我削的，老枣木，嵌着一粒亮晶晶的钢珠。它在冰上转起来的时候，细细的，颤颤的，像虫子在远处叫。

它还在我心里转。一直转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