乡村的露天电影

电影队的驴车，总是从芦坊村西的公路进村，那是公社的方向。记忆里总是在有太阳的下午，阳光斜斜地铺下来，黄澄澄的一层，把驴的脊背和驴车上少见的一对长竹竿，一概镀上温暾的金。远远望过去，那一车一驴像在光里浮着，慢慢地移。孩子们在坡上割草，一抬头就看见了，背上草筐便跑，草撒出来也不顾。驴车慢，孩子快，追上去时一个个小脸通红，喘得说不出话，只跟在车屁股后头走。放映员回头看见这串跑得东倒西歪的小人，没有说话。他们走的地方多了，每个村都有这么一帮孩子，像是从地里长出来的，一到这时候就冒出来，跟在车后面跑。

进了村，孩子们散开，往各自家里跑，一路喊着”来电影了”。声音在窄窄的街上撞来撞去，家家户户都听见了。其实大人们早看见驴车进村了，但孩子们还是要喊，仿佛不喊出来，这件事便不算真的。

放映员把驴拴在树上，在村中间那处最宽绰的地方，开始挖洞。孩子们又围过来。一左一右两个洞，一样深浅。竹竿插进去，一个人扶着，一个人填土，踩实了再填。竹竿顶上有滑轮，白布四个角有扣眼，上头的穿了绳子，搭过滑轮，一拉便上去了，白布哗地展开。底下两个扣眼也穿了绳，绷紧了绑在竹竿上，幕布平平整整，风也吹不出褶子。孩子们蹲在旁边看，看着一块软塌塌的白布变成一面墙，心里有一种踏实的欢喜，像是眼看着一件东西从无到有，从乱到齐，慢慢做成了。

银幕挂好了，天还亮着，只是太阳已经落下去，天边还剩一抹薄薄的橘色。放映员拍拍手上的土，去大队支书家吃饭。孩子们不走，蹲在街边上等，眼睛看着那面白布。它挂在那里，空空荡荡的，却已装满了东西——孩子们知道，天黑之后，那里头会有人走出来，会开枪，会吹号，会有许多他们没见过的事情发生。

那天的晚饭注定吃得潦草，粥还烫着，孩子们已撂了筷子，拎出小板凳夹在胳肢窝里往外走。街上的风有了傍晚的凉意，吹在胳膊上凉丝丝的，人心里却热烘烘的。银幕前头的好地方已经摆了不少板凳，高高低低，大大小小，一家挨着一家，像谁在地上画了格子，谁也不占谁的。来得早的坐在前头，嗑着瓜子说话，声音嗡嗡的，像一窝蜂。

天一寸一寸暗下去，人一寸一寸多起来。本村的、邻村的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，都往这条街上走。那年月没有电话，消息也不知怎么传的，黑猪家村的、周家村的、甄家村的，远的走六七里，近的只一二里，三三两两、陆陆续续都来了。来得晚的没了位置，便往后站；再晚的，索性坐到银幕背面去，席地而坐，也不怕反着看。那时候的电影没有字幕，反着看也不打紧，不过是人从左往右走变成了从右往左走，仗还是那样打，人还是那样说话。

放映员从支书家出来了。他走到发电机跟前，弯腰拉了一下绳子，电锅子便响了。突突突的，声音不大。这声音一响，街上那些还在走动的人便停下来，那些还在说话的声音也低下去了一些，所有的人都往银幕这边挪了挪。村子小，就一条正街，这时已站得满满当当，好在那个年头晚上出门赶路的人少，倒也不妨碍交通。

放映机亮起来的时候，一束白光打在银幕上。先要对光，让那白亮亮的长方框正好落在白布里面，不大不小，不偏不斜。这时孩子们都站到板凳上，把手伸进那束光里，在白光里一比划，银幕上便出来一个黑影子。有做兔子的，两只手一捏一合，耳朵还会动；有做茶壶的，手指头弯出壶嘴和壶把，银幕上便有了一把会动的大茶壶。大人们坐着看，也不拦，有的还笑。乡下孩子的手也巧，没学过画，可两只手一扭，银幕上就有了兔子、茶壶，活泛泛的。

光对好了，灯一关，电影便开始了。

那年头全公社就一个放映队，两个放映员，一架驴车，一个村一个村地轮。片子多半是打仗的，打日本人的，打国民党的。演到要紧处，大家都不说话，只听见银幕上的人在说话、在跑、在喊。最后等的是那一声冲锋号，嘀嘀嗒嗒一响，大部队从山坡后面冲下来，红旗一展，敌人便垮了。电影放完了，人散了，可那股冲锋的劲还在心里留着，十天半个月散不掉。男孩子们削木头手枪，编柳条帽子，嘴里学着号声，在土坡上冲过来冲过去，冲到天黑透了，听见母亲站在街口喊名字，才跑回家去。

九岁那年，我也去邻村看了一次电影。跟着族里几个堂叔，走了六七里土路，到黑猪家村。那天的片子叫《十天》，讲几个孩子在白区给解放军送信。电影很精彩，我眼睛一眨不眨，专心地看。不久前，我还专门在网络上搜出来又看了一回，看着看着，便像又回到了那天晚上——天黑黑的，银幕亮亮的，四周都是人。

那天散场的时候没有月亮。人往村外涌，黑压压的一片，跟着前面的人走。路过一个猪圈，堂叔们腿长，一迈便跳过去了。我腿短，绕道走。就这一绕，人群像水一样合拢了，把我和堂叔们隔开。我喊了两声，声音被人声淹得死死的，自己都听不见。

我在黑猪家村口站住了。四周黑漆漆的，人快走光了，我站在路边，害怕得哭出声来。

几个年轻女子路过，停下来问我。我说我是芦坊村的，不认得路了。其中一个说她俩是甄家村的，我可以跟她们走一段，到了甄家村我便认识了。另一个不肯，说万一丢了，担不起责任。两人说了几句，还是走了。

我那时还算机灵，便远远地跟在她们后头。不敢跟太近，也不敢落下。她们走我也走，她们停我也停。大约走了二十分钟，到了甄家村，路便认得了。又走了几步，碰见芦坊村的人，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。

八十年代有了私人办的电影队，谁家娶亲嫁女，花钱雇来放一场，热闹热闹。来的人一样多，银幕前头一样坐得满满的。

八六年我读高中。有一年春节，父亲的朋友来家喝酒，一个乡亲喝高兴了，拍着桌子说，等亿东考上大学，我出钱雇电影来庆祝。酒桌上的话，谁也不会当真——也许打心里没觉得我真能考得上，毕竟村里从没出过大学生。

八九年发榜，我考上了重庆大学。没有人再提请电影的事。

可是巧得很，去学校领通知书那天，回来晚了，进村天都黑了。远远听见电锅子的声音，突突突的，闷闷的，从正街那边传过来——村里正好来了公社的电影队。银幕已经亮了，街上坐满了人，我推着自行车被堵在银幕背面，只能支好车，站在那里看。放的什么片子，如今一点也记不起来了。只记得当时心里有一种满得快要溢出来的高兴，觉得这场电影就是为我放的。

电影散场了，我随着人流缓慢移步回到家中。灯油还满着，火苗稳稳地立在玻璃罩里。一家人围着桌子，看那张大学录取通知书。谁也不说话，灯下静得像一幅画。

如今四十年过去，我从那张薄薄的纸开始，去了重庆，去了北京，上海、深圳，去了莫斯科、圣彼得堡和伦敦，像一只风筝越飘越远。我住过不同的房子，走过不同的街，说过不同的语言。可每当夜深人静，脑海里时常浮现的，还是那个金色的下午——驴车从村西的公路进村，阳光黄澄澄的，斜斜地铺在土路上，一群孩子背着草筐，追着驴车欢呼雀跃，跑得东倒西歪，草撒了一路，也没有一个人回头。